关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友谊村、塔卧镇6-12岁儿童心理健康与行为关联及帮扶路径的调查研究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儿童心理健康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基础愈发受到重视，但偏远地区6-12岁儿童面临的心理支持不足、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等问题仍较突出。2025年7月4日至10日，长沙医学院医者队走进湘西永顺县友谊村、塔卧镇，以两地6-12岁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心理专项问卷、入户访谈、实地观察等方式，围绕“儿童心理健康现状及帮扶路径”开展调研。

调研在友谊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内住户及塔卧镇住户共收回有效问卷300份，覆盖3所小学和5个行政村。结果显示，两地儿童整体能适应校园生活，但情绪调节多依赖同伴或自己扛着，支持系统存在明显不足；留守儿童集中的友谊村与有红色文化背景的塔卧镇，在家庭陪伴、情绪触发原因及心理支持渠道上差别显著。基于这些发现，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帮扶建议，为乡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儿童心理；调研结果；建议措施

一、前言

三下乡实践是高校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长沙医学院医者队带着“青春三下乡，筑梦新征程”的理念，把医学专业知识与乡村儿童的心理需求结合起来。湘西永顺县友谊村和塔卧镇的6-12岁儿童，因为成长环境不同，心理状态也呈现出独特性：

友谊村是土家族聚居的农业村，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70%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老人们对孩子的照顾多集中在吃饭穿衣上，很少主动关心他们心里想什么，情感上的交流很零散，这和之前研究中“隔代养育容易缺乏情感支持”的发现是一致的[1]；塔卧镇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既有农业也有红色旅游，孩子们能接触到的外界信息多一些，但专门帮他们疏导心理的资源还是很少。

从调研情况看，64%的孩子说在学校挺开心，但80%会因为“和朋友吵架”不开心，这时候69%的孩子会自己待着，只有16%会跟老师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家里和学校能给的心理支持不够——友谊村的留守儿童里，每天能和爸妈联系的只有24%，30%的孩子“难过的时候没人可以说”，这比塔卧镇的15%高出不少，这也印证了“家里支持不够，孩子更难调节情绪”的说法[6]。

所以，这次调研不只是想弄清楚孩子们的心理状况，更希望能找到让“家里、学校、社会”一起帮孩子的办法，让医者队的服务既能帮孩子缓解情绪，又能补上支持不足的漏洞，真正护住孩子们的心灵。

二、调研概况

（一）调研背景

1.永顺县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背景及基本特征

这些年，乡村孩子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关注，偏远地区6-12岁的孩子因为家里情况、能得到的教育资源不一样，不少存在不会调节情绪、没人帮忙的问题。湘西永顺县是土家族聚居的地方，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很有代表性：

友谊村以种地为主，年轻人出去打工多，70%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老人们不太能看出孩子心里的需求，也不知道怎么回应，这和研究中“隔代养育的情感支持容易断档”的情况相符[1]；塔卧镇靠红色文化发展旅游，爸妈陪孩子的时间相对多些，但专门的心理疏导还是缺，学校和家里能给的帮助也没个固定章法。

政策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要“加强农村孩子的心理服务”[2]，湘西州的规划也说要“多关心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3]，但实际做的时候，办法少，也没和当地文化结合起来。这次调研就想贴着这两个地方的实际，把“不同地方对孩子心理的影响”这块研究里还不清楚的地方弄明白，给政策落地找点实在的参考。

两地6-12岁的孩子都在上小学，心理发展有共同点：对开心、难过这些情绪，都是凭感觉认识的，和同学闹矛盾、考试没考好都容易影响心情；喜欢有意思的心理引导，比如画画、讲故事，但能不能一直好好调节情绪，全靠大人经常提醒，这和2024年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里说的“孩子心理干预要做得有趣，还得有外人帮着”是一样的[4]。

不同的地方在于：

友谊村：孩子多由爷爷奶奶带，75%的孩子“难过了就自己待着”，40%的孩子说“奶奶从没问过我心里舒不舒服”，老人们能看出孩子情绪不对的还不到30%，调节情绪的办法很被动；

塔卧镇：离镇中心学校近，爸妈陪得多（60%的爸妈一周能聊3次以上），45%的孩子说“老师偶尔会问我是不是不开心”，61%会跟朋友说自己厌烦什么，能找的人比友谊村多，这可能和红色文化能让孩子更愿意跟人打交道有关[5]。

2.永顺县儿童心理健康现状

从心理健康来看，两地孩子在学校大多还行，64%说“在学校挺开心”，但情绪管理和能得到的支持问题不少。

快七成的孩子（69%）不高兴的时候，比如“和朋友吵架了”，不是自己憋着就是找朋友，只有16%会跟老师说。而且友谊村更少，才8%，塔卧镇能到25%，这说明学校能给的心理帮助差得挺多[6]。

家里这边，友谊村每天能跟爸妈联系的孩子只有24%，30%的孩子说“难过的时候爸妈不在，奶奶就只会让我别哭”，这和“家里支持不够，孩子情绪更难好”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6]。

跟小伙伴说吧，虽然是主要办法，但85%的孩子说“朋友也不会教我怎么不难过”，帮不上什么实际忙，这和乡村孩子抑郁研究里“朋友能起的作用有限”的发现也对得上[7]。

塔卧镇因为常搞红色文化活动，学校和村里互动多，38%的孩子会跟家里说心事，比友谊村的22%高。而且61%的孩子，老师要是主动问，就愿意说说自己怎么了，环境确实能影响孩子愿不愿意开口[5]。

3.调研目的地介绍

友谊村在永顺县东南部，主要种水稻和猕猴桃，年轻人60%都出去打工了，村里120个6到12岁的孩子里，70%是留守儿童。村里只有1所村小（1到4年级）和1个教学点，没有专门管心理的老师，孩子能得到的关心，全靠爷爷奶奶平时随便说几句。我们在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集中发了些问卷，剩下的上门去收，就是想看看“爷爷奶奶带孩子，心理上能给多少支持”。

塔卧镇在永顺县东北部，是个有红色文化的镇子，镇中心小学（包括红军小学）有200个6到12岁的孩子，有些家庭搞旅游相关的活儿，爸妈陪着的多——55%的爸妈一周能跟孩子聊三次以上。学校偶尔会结合红色故事，搞“勇敢说出来”之类的活动，但没成体系，这正好能试试“红色文化加心理引导”能不能行[5]。我们上门给镇里的住户发问卷，想比比“家里陪着和红色文化环境，对孩子心理影响有什么不一样”。

（二）调研主题

长沙医学院医者队赴湘西永顺友谊村、塔卧镇关于6-12岁儿童心理健康与行为关联及帮扶路径的调查研究

（三）调研目的

1.把友谊村和塔卧镇6到12岁孩子的心理状况理清楚：在学校适应得怎么样，为什么会开心或难过，自己怎么调节情绪，对自己有什么看法。攒下些基础数据，看看这两个地方的孩子，心理发展有什么一样的，又有什么不一样的。

2.弄明白为什么两地孩子心理状况不一样：友谊村爷爷奶奶带孩子，对孩子的心理支持有什么影响；塔卧镇有红色文化，环境也丰富些，对孩子愿不愿意跟人说心里话、跟小伙伴打交道有什么作用。把地方特点、家里情况和孩子心理状态的关系搞清楚。

3.对照《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湘西州的相关政策，看看基层给孩子的心理服务，实际缺什么——比如专业的人不够，家里和学校没配合好之类的。给政策落到实处提供点实在的参考。

4.针对两个地方的不同情况，想点能帮上忙的办法：友谊村得想办法让爷爷奶奶更会跟孩子聊心事；塔卧镇可以试试把红色文化和心理疏导结合起来搞活动。弄出些能实际操作的、不一样的方案。

5.说清楚学校、村委会、我们医者队，在帮孩子心理健康这件事上，各该干什么。搭个“学校-村里-队伍”一起使劲的架子，解决现在各管一段、接不上茬的问题，让帮忙的事儿能一直做下去，真有用。

6.从这两个地方帮孩子的做法里，总结一些经验：农业村应当怎样做，有红色文化的镇子又应当怎样做，弄出些别的乡村也能学的方法，给其他地方做参考。

（四）调研时间

2025年7月4日至10日（共7天）

（五）调研地点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友谊村、塔卧镇

（六）调研对象

6至12岁当地儿童

（七）调研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我们设计了一份心理健康专项问卷，有10道单选题和6道多选题，内容包括孩子在学校适应得如何、什么事情会影响情绪、怎么调节情绪、和家里人朋友相处得如何等。在友谊村党群服务中心、村里各家和塔卧镇住户那里发放，用数据来说明两地孩子的心理状况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2.文献分析法

参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湘西州儿童健康服务发展规划》，还有相关的研究成果，看看政策在基层落实时卡在哪儿了，确保我们的结论能符合政策需求。

3.深度访谈

选了20个孩子，12个是友谊村的留守儿童，8个来自塔卧镇。让他们画“开心的一天”和“难过的一天”，然后顺着画跟他们聊，比如“为什么难过了不跟老师说呀”“朋友怎么安慰你呀”，这样能更清楚地知道爷爷奶奶带孩子和红色文化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影响。

4.行为观察

在学校活动和家里的时候，观察孩子的情绪状态和社交互动，看看不同监护类型的孩子，在表达情绪的主动性上有什么差别，直观感受地方环境和家庭情况对孩子行为的影响。

（八）调研成果

我们主要在友谊村、塔卧镇及周边，给6到12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监护人做调研，通过入户面访和在党群服务中心集中访谈，共收回问卷320份，其中有效问卷300份，有效率93.75%。通过这些问卷，我们清楚了两地孩子和监护人对心理支持的看法、建议，也了解了孩子们调节情绪的方式、家庭与学校心理支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为了让数据更全面可靠，我们还做了线上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80份，受访者包括当地教师、村干部、外出务工家长等，进一步完善了对“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支持机制的理解。

三、调研内容

（一）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以线下问卷为主、线上问卷补充，同时对儿童进行深度访谈，历时7天。问卷由6-12岁儿童独立或在辅助下填写，线下收回有效问卷300份（入户面访及党群服务中心集中填写），线上收回有效问卷180份（由家长辅助完成），合计有效问卷480份，有效率96%。

从孩子的回答来看，在“难过时会告诉谁”这一问题上，69%选择“自己待着”或“找朋友”，仅16%选择“告诉老师”，25%选择“告诉家长”；对于“是否需要有人教自己怎么调节不开心”，82%的孩子表示需要，其中友谊村留守儿童（89%）的需求比塔卧镇儿童（75%）更强烈，这切实反映了该群体的心理状态与真实需求。

（二）关于儿童心理访谈

我们对20名6-12岁儿童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友谊村12名留守儿童，塔卧镇8名。采用“绘画叙事+半结构化提问”的方式，先让孩子画“开心的一天”和“难过的一天”，再结合画作进行追问，避免生硬提问，让孩子更自然地表达内心想法。

访谈中发现，友谊村孩子的画作里，“奶奶”多是忙碌的背影，提到“难过时”，10名孩子说“奶奶在做饭，没时间听”，7名表示“说了也没用，她会说‘别瞎想’”；而塔卧镇孩子的画里常出现“老师”“爸妈”的笑脸，6名孩子提到“老师讲红军故事时说‘遇到事要吱声’，所以敢告诉她”。这些细节印证了问卷中“友谊村情绪调节被动”的结论，也揭示了背后“祖辈不懂如何倾听”“红色文化潜移默化影响表达意愿”的深层原因，为差异化帮扶提供了更细腻的依据。

（三）主要结论

1.两地儿童心理健康呈现共性与差异并存的特征

从调研数据能看出，友谊村和塔卧镇6-12岁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特点，这既反映了乡村儿童心理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体现了地域环境和家庭结构对孩子的深刻影响。

相同的地方是“整体能适应学校，但支持系统弱”。64%的孩子说“喜欢上学”，描述学校生活时，常提到“和同学玩游戏”“老师讲课有趣”，说明学校作为孩子主要的社交场所，大多能提供安全、愉快的环境。但表面适应的背后，情绪调节的能力很弱：问他们“难过了咋办”，69%选“自己待着”或“找朋友”，只有16%跟老师说，15%跟家长说。这说明乡村孩子调节情绪，太依赖自己或小伙伴，不太愿意找大人。

为什么会这样？还是支持不够。家里这边，近一半的孩子说“家长很少问我在学校开不开心”；学校里，只有12%的孩子说“有老师专门听我们说心事”；小伙伴虽然85%都有固定的，但70%说“朋友就陪我玩，不会教我怎么不难过”。这种“有地方说，但说了解决不了什么”的情况，是两地孩子都面临的问题。

不一样的地方，更能看出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友谊村年轻人60%出去打工，70%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家里基本是老人说了算。这里的孩子调节情绪特别“被动”：75%说“难过了就自己待着”，40%提到“奶奶见我哭，就说‘别哭了，再哭不乖’”。爷爷奶奶能看出孩子情绪不对的还不到30%，孩子慢慢就觉得“不说也没人怪”。所以友谊村的孩子跟大人说心事的只有22%，比塔卧镇的38%低不少。

塔卧镇是红色文化名镇，60%的孩子爸妈在身边，学校还常搞“红军故事课”“革命精神活动”，形成了“家里陪着+红色文化影响”的环境。这里的孩子更愿意说自己的情绪：45%说“老师会主动问我是不是不开心”，61%“跟朋友吵架后会主动和好”。红色文化里“勇敢说、互相帮”的想法，加上爸妈常陪着聊天（55%一周聊3次以上），让孩子更敢表达。跟朋友说完心事“觉得舒服点”的也有58%，比友谊村的35%高。

总的来说，两地孩子的心理状况，既说明乡村孩子普遍缺支持，也能看出爷爷奶奶带孩子和红色文化环境，对孩子调节情绪的方式影响真不一样，这为我们精准帮忙指明了方向。

2.支持系统薄弱是核心问题

乡村孩子的心理问题，不是说有很多孩子心理真出了大问题，而是“家里-学校-朋友”这三层能给的支持普遍太弱了。不是某一个地方不行，是每个地方都没做好，还不配合，这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里说的“建多层级的儿童心理服务体系”差太远，最后导致孩子心里不舒服了，没人及时管，也没人好好疏导。

家里的支持，在爷爷奶奶带孩子的地方问题最明显。友谊村留守儿童多，70%跟着爷爷奶奶，老人们照顾生活挺用心，给吃给穿、催着上学，但在情感上差太多。我们调研发现，只有24%的孩子能“每天跟爸妈视频或打电话”，30%说“难过时爸妈不在，奶奶就只会让我别哭”。老人们对情绪的处理，多是“别闹了”，而不是“为什么难过”，比如65%的老人觉得“孩子哭就是不听话”，只有20%会问问“为什么难过”。

这种“先顾吃穿，不怎么管心里想什么”的想法，跟老人们的认识有关：友谊村80%的老人都60岁以上了，70%就上过小学甚至没上学，不觉得“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理解”。这让孩子慢慢不想说了——友谊村45%的孩子说“说了也没用，不如不说”，形成“有需求-说出来-没人理-以后不说”的怪圈。

就算是塔卧镇，60%的孩子爸妈在身边，家里的支持也常是“表面功夫”：40%的爸妈承认“陪孩子时在玩手机”，35%的孩子说“爸爸只问考试成绩，不问我开不开心。”可见就算爸妈在，没好好跟孩子聊，支持也没用。

学校的支持专业度不够，让情况更差。两地学校都没有专门的心理老师，心理教育多是班主任兼着，还主要是“管纪律”。只有12%的孩子说“学校有老师专门听我们说心事”，78%的老师也承认“没学过怎么引导孩子说情绪”。孩子情绪不好时，老师多半是“批评几句”或“简单劝劝”：友谊村有个班主任说“孩子吵架了，我一般各说一句‘互相体谅’，没空细问谁更难受”；塔卧镇的老师也说“有孩子上课走神，我只会提醒‘认真听’，没想过他可能心里有事”。

这种“只管行为，不管心里”的做法，让学校本应起到的“支持中心”作用没发挥出来。比如两地学校都没设“说心事的角落”“教调节情绪的课”，只有3%的孩子说“老师会讲故事教我们怎样才能不难过”，这跟《中国儿童发展纲要》里“建学校心理服务网”的要求差得太远了。

朋友能给的支持作用也有限，填不上其他地方的漏洞。虽然61%的孩子会跟朋友说心事，但这种支持多是“陪着玩会儿，忘了不高兴”，没实际的疏导办法。85%的孩子说“朋友不会教我怎样才能不难过”，60%的朋友安慰人就是“带你去玩别的”。

更让人担心的是，朋友的支持还可能帮倒忙：30%的孩子说“朋友会一起抱怨老师或家长”，虽然能暂时舒服点，但没法帮他们学会积极调节情绪。

总的来说，家里“没情感回应”、学校“不专业”、朋友“帮不上实质忙”，凑在一起让支持的链条断了，这跟政策要求的“家里、学校、社会一起建多层支持”差太多，也说明乡村孩子的心理服务在最基层的落实上问题还挺大。

3.地域环境影响心理行为模式

乡村孩子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不是凭空来的，而是跟地方环境、家里情况紧紧绑在一起的。将友谊村和塔卧镇对比就清楚了：一个是老人带孩子为主的农村，一个是有红色文化的乡镇，这两种环境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孩子愿不愿意说心里话、跟人怎样相处，这种影响不光体现在行为上，还刻在想法里。

友谊村：老人带孩子，情绪表达“被动又压抑”。友谊村是典型的农村，年轻人出去打工，70%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形成了“老人带孩子+传统想法”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孩子慢慢变得不爱说自己的情绪，而且年纪越大越习惯这样。

直接影响就是爷爷奶奶的想法和做法深深影响着孩子对情绪的认识。友谊村90%的老人是土家族，受“忍着才好”的老想法影响，觉得“孩子哭就是不懂事”，也看不出来孩子情绪不对。我们调研发现，75%的老人不会主动问孩子“今天开心不”，60%见孩子发呆就觉得“他没事，不用管”。这种“不关心、不回应”的相处方式，让孩子慢慢觉得“说不说都一样”。

间接影响是村子比较偏，跟外面联系少，限制了孩子交朋友和表达的机会。友谊村在山里，孩子平时就跟家里人、同村小伙伴打交道，没见过太多外面的相处方式。65%的孩子说“没见过外面人怎样聊天”，而且小伙伴之间调节情绪也多是“自己憋着”——问他们“朋友难过了怎么办”，70%说“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大家都这样，就更觉得“不说才对”，形成“越不说越没人怪”的循环。

另外，老人和孩子之间有代沟也让沟通更难。老人和孩子说话不一样（有些老人只会说土家话），关心的事也不一样（老人关心吃饱穿暖，孩子关心玩什么），很难好好聊。时间长了，孩子就觉得“不说”是适应环境的办法。

塔卧镇：红色文化影响，情绪表达“主动又开放”。塔卧镇是以前的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通过学校教育、村里活动深深影响着孩子的生活，加上60%的孩子爸妈在身边，形成了“红色文化+家里互动多”的环境，孩子更愿意说自己的情绪。

红色文化里的“互相帮”让孩子觉得表达是对的。塔卧镇的学校每周都讲“红军故事”，常说“战士们互相鼓励”“有困难别藏着”，慢慢让孩子觉得“说自己的需求是勇敢的”。61%的孩子能说出“红军叔叔有困难会告诉战友”，还学着这么做。这种文化影响让“表达”从“可做可不做”变成“应该做”，孩子没那么多顾虑。

家里常陪着给了孩子表达的机会。塔卧镇离镇上近，爸妈出去打工的少（40%），60%的爸妈一周能跟孩子认真聊3次以上。聊天的时候，爸妈更愿意“讲道理”而不是“批评”，比如55%的爸妈会说“跟爸爸说说为什么生气，咱们一起想办法”。这种“说了有人应”的相处让孩子觉得“说出来有用”，更愿意表达。

地方开放，孩子能交的朋友更多。塔卧镇搞红色旅游，孩子能见到游客、志愿者，跟人打交道的机会多，方式也多。45%的孩子说“见过游客跟孩子聊天的样子”，还学着“好好说话”。而且镇里的学校同学来自不同村子，孩子有更多机会跟不同的人说话、练习表达。

地方资源和家里情况“一起使劲”才能真起作用。友谊村的情况说明“老人带孩子”加上“地方封闭”，孩子会因为“没人教、没人理”越来越不爱表达；塔卧镇的情况则说明“红色文化”给的想法引导，加上“爸妈常陪着”给的表达机会，能让孩子更愿意说。这说明一个关键道理：地方的文化想法、能交的朋友，加上家里陪得多不多、聊得好不好，这些合在一起影响着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单改一个地方没用，得一起优化才能真的改善乡村孩子的心理支持。

四、建议措施

（一）针对友谊村

1.医者队计划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开“爷爷奶奶怎么跟孩子聊心事”的课，用土家话和普通话一起讲，教老人们怎么看出孩子情绪不对，演示怎么安安静静听孩子说。同时在服务中心设个“情绪树洞角”，给孩子画画本，让他们把不开心画下来，我们每周看看，再跟监护人说说。

2.当地村妇联可以和党群服务中心一起，常去看看留守儿童，记记他们的情绪变化。村小利用课后时间搞“小伙伴说心事”活动，让高年级的孩子学学怎么认真听朋友说话，让家里和学校一起使劲。

（二）针对塔卧镇

1.医者队可以给孩子讲红色故事，把红军互相鼓励的事跟“难过了要说出来”结合起来，还可以鼓励当地学校搞“情绪表达小剧场”，让孩子演一演，学着说出自己的情绪，用好红色文化的引导作用。

2.镇中心学校可以设个“心理悄悄话信箱”，老师每周回信。同时利用红色旅游的资源，在游客中心设个“儿童心理小课堂”，让更多人知道怎么关心孩子的心理，让学校和社会的资源能接上。

（三）共性建议

1.建议两地学校每学期开4次“怎么说自己情绪”的课，由我们医者队培训过的老师来讲，用画画、演小剧场这些方式，让学校的引导更专业。

2.建议村委会用村广播、宣传栏多说说怎么关心孩子的情绪，让家长和监护人多留意孩子的心理需求，搭起家里、学校、社会一起支持的网，弄出些其他乡村也能学的儿童心理服务办法。

五、调研结论

这次去湘西永顺看乡村孩子的心理状况，不光是弄清楚了孩子们心灵成长的样子，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乡土环境里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规律，为建一套适合乡村的心理滋养办法指明了方向。

从友谊村孩子的不爱说话到塔卧镇孩子的愿意表达，这种不一样不是碰巧，而是长期受成长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老人带孩子多的地方，孩子想说说心里话常因为大人不懂而被忽略，时间长了就习惯“自己扛着”；而在有红色文化、家里陪得多的地方，“说出来有人听”的经历多了，孩子就更愿意跟人互动。这清楚地说明，乡村孩子的心理状态是家里的温暖、学校的关注、地方的文化一起作用的结果——老人带孩子常常没顾上回应孩子的情绪，红色文化的传承里藏着能让孩子更愿意表达的力量，这些发现帮我们明白了乡村孩子心灵成长到底受哪些环境因素影响。

更重要的是，乡村孩子需要的心理支持其实是要建立“情感连接”，而不是走形式的干预。这体现在老人从“只管吃饱穿暖”到“能看出孩子开不开心”，学校从“只管纪律”到“能呵护心灵”，社会力量从“偶尔来看看”到“一直能帮忙”。只有家里、学校、社会一起使劲，把乡土文化里的互助、坚强这些好品质变成实实在在的关心行动，乡村孩子的心灵土壤才能真正肥沃起来。

总的来说，这次调研不光弄明白了乡村孩子心理的现状和难题，还找到了一条贴着乡土实际的改善路子：以地方文化为根，靠家里和学校一起使劲，把“心灵滋养”放进平时的养育和教学里，让乡村孩子在被理解、被关注、被支持中从“能适应”变成“能舒展地成长”。这既是保障乡村孩子健康成长的事，也是乡村振兴里“让人全面发展”的实际做法。

参考文献

[1]王禹.国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领域研究热点分析——基于CNKI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分析[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2(03):22-25.

[2]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Z].2021.

[3]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湘西州儿童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21-2025年）[Z].2021.

[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5]中国儿童中心.校外教育中红色歌曲引路价值的实践探索[J].中国校外教育,2025(05):1-10.

[6]俞国良.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及教育策略[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23(02):1-10.

[7]乡村儿童抑郁核心症状及同伴关系的作用:基于网络分析视角[J].心理学报,2025(07):1-15.

[8]《大众心理学》编辑部.心理类｜《大众心理学》知网收录[J].大众心理学,2025(03):1-5.

（长沙医学院：谭贺天、向柏林、袁萍、廖雪盈、肖凌芳、谭维佳、冯岩倬、罗欣雨、文云娇、蒋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