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之名,对簿公堂,《长安三万里》为何成被告? (转载自1905电影网）

自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以来，票房表现青云直上，38万人打出的豆瓣评分稳定在，可谓是追光“新文化”系列的开门红。

8月16日，正值电影票房冲18亿之时，洛阳市隋唐史学会却发布声明表示，《长安三万里》的部分情节与史实不符，极易误导观众，影响了历史人物出生地、事发地同胞的感情，并发出律师函，要求主创团队道歉。消息一出，立刻引爆舆论。

随着这一纸诉状新闻事件的持续发酵，关于艺术创作与尊重史实之间的讨论，也持续升级。

(资料图)

洛阳市隋唐史学会表示，《长安三万里》是动画电影，青少年受众面广，史实错误更加不可容忍。

学会指出，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阳，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逢也在洛阳，并非影片当中的长安；“一日三绝”发生在洛阳天宫寺，并非影片中的扬州；救下郭子仪的是李白，也并非影片当中的高适。

在中国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洛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一部影片定名为《长安三万里》，同时把很多情节放在了长安背景下，洛阳史学会站在自己家乡的角度发声，是合情合理的。

《长安三万里》在早期宣传时期，有意地把影片定义为唐诗、历史科教片，容易给大众留下“电影课堂”的印象。而课堂最需要严谨，观众自然会以严苛的标准看待。

实际上，只要涉及了艺术改编，要做到作品100%与历史契合，都是非常困难的。虽然电影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上出现了偏移，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观众，但影片的历史文化熏陶未尝不是观众接触历史、增长兴趣的起点。从这个层面而言，电影的正面作用肯定比负面作用大得多。

同时，作为与历史文化结合紧密的影片，《长安三万里》的被告也为同类题材长了一个教训。此后，同类影片的主创团队，不妨适当规避“历史”“科教”的刻板印象，同时对事件发生的真实地点做出宣传。美美与共，方能够和而大同。

一部影片艺术创作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始终是电影人思索的命题。如果要求每一部电影都绝对还原史实，那么对于国产电影而言，创作环境并不是优化了，而是更加严苛了。

电影本质上是艺术创作，而非教材。如果《长安三万里》是一部讲述唐朝由盛转衰的纪录片，那么将原本发生在洛阳的历史移至西安，便是不可忍受的原则性错误。不仅是地点，纪录片的人物关系、服装配饰、建筑、食品和城市场景等，都要尽可能地考证、还原，并用画面呈现在银幕之上。不同电影类型，对其历史还原的要求也不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标准。

电影创作者要坚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长安三万里》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题材电影，在进行艺术加工时，仍然要尽量符合史实。

同时，从影片本身出发，“长安”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地点，而更多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想载体。而对于容易引发史学争论的艺术改编，需要附加特定的说明，以免由于引发误导而陷入争议旋涡。

在《长安三万里》成为被告的背后，大家也认可了洛阳这座古都的诉求。

近些年，在考古过程中很多地方都在“争”，争论历史人物的家乡、神话传说的发生地，本质来说，是对地区品牌知名度和旅游资源开发的争夺，意味着大好河山到处都是历史文化资源，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暑假，《长安三万里》的西安研学路线火了一把。小编也期待着，各地能够打破壁垒，推出多城联动的旅游线路，让历史文化名城携手并进，而非零和博弈。将洛阳发生的历史改为长安，不仅影响洛阳本身的知名度，更影响了旅游收益。时至今日，电影的经济效益早已不仅局限于票房和版权费用，而是已经扩大至旅游业、制造业、文化服务业等多元产业，头部电影对于经济的影响是辐射性的。

《长安三万里》主创成被告，是一次经验，而非一次错误。2023年暑期档已破178亿，刷新了疫情前的票房纪录，国产电影持续向好，文艺创作者不应束缚了手脚。电影的教育意义是多元的，既有历史的教育，也有道德、文化和美学的教育。

小编也期待着，今后也能有电影以洛阳这座古都展开，通过多元的文化输出与创新，打造新的城市名片。